在我国的建筑中，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石雕牌坊比较多。牌坊起源于坊门，坊门。牌坊又和棂星门、华表有着“血缘关系”，可用“表兄弟”来比拟。石雕牌坊可分为功德牌坊、园林景区牌坊和标志性建筑牌坊三大类。

　　此外，在今天的新农村大门口中，也常用石雕牌坊作为造景手段。起到标志性建筑的作用。

一些城镇的繁华街道上，一些村庄村口有的有一座牌坊突兀矗立在犬牙交错的民宅之间，与周围青砖碧瓦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既打破了群落单调的沉闷，却又显得十分协调。来往行人穿行期间，市镇繁荣昌盛尽都体现其间。这种牌坊俗称“村镇牌楼”。它是方位的坐标，供人辨别方位，好比今天的的路标。 

　　建在陵墓、祠堂、寺院门外的石雕牌坊。这类牌坊虽然等级规格方面有所限制，但也如宫殿楼阁一样，却无其它特殊规定。此类牌坊均属辅助建筑，其功能除了烘托主体之外，多少也存有“纪念”性质和创造气氛的作用。

　　另外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园林中，往往也建有石雕牌坊或木雕牌坊。这种牌坊一般都是为造景而建，它的选址比较自由；造型或简或繁，也视周围环境而定，如果运用得当，比一般亭台楼阁更能启人遐想。

　　一些市镇乡里中，见得更多的是“功德牌坊”和“贤孝牌坊”，此类牌坊的文化内涵较为复杂。首先，功德牌坊并不是谁都可随意建筑的。在古代，某些王公大臣对于皇家社稷建有卓著功勋，皇帝便御赐准予建造功德牌坊，这种牌坊不但荣耀本人，而且泽及后世。

　　另一种则是主人筹划，但须由朝廷恩准建筑的牌坊。如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的“四世宫保”砖石牌坊便是如此。

　　桓台新城镇“四世宫保”砖石牌坊，系明代万历间兵部尚书王象乾自建。王象乾，明隆庆五年(1571年)进士，先后任总督蓟辽，晋爵太子太保，83岁时犹总督山西军务，累官至太子太师。其曾祖、祖父、父皆因王象乾而被追赠太子太保衔，故此，牌坊题额为“四世宫保”。 

　　“四世宫保”砖石牌坊，座落在原新城南门，呈中间高、两边低的山字形，仿木楼阁式。牌坊面宽9.27 m,进深3.3 9m,高5 .9m,基座上方踞神态各异的石狮，前后两面共八只。中间拱门上方嵌有上下两块长方形石额，上额镌“四世宫保”四个大字，石雕牌坊均以透雕、浮雕、圆雕等手法刻绘飞禽走兽、神话传说等图案。而柱顶四个浮雕人物神采奕奕，栩栩如生。正脊平直舒展，中间饰以“麒麟驮宝瓶”，两侧吻兽奇特怪异，玲珑可爱。牌坊整体造型结构严整，优美谐调，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建筑、气派和时代特征。

　　在里乡市镇间，常见到的是“贤孝牌坊”和“农村牌坊”。自汉代以来，历代王朝提倡封建礼教，对于义夫、孝子、贤孙，为旌表其节义，常由朝廷、官府为之立牌坊、赐匾额，以示恩宠和表彰。

　　故此，这类石雕牌坊建筑得甚多，现今遗存也较多。仅安徽省歙县一县，就遗存各类牌坊上百座之多，故有“牌坊之乡”的誉称。

牌坊的建造，至明清两代为顶颠，现存牌坊也以明清遗物为多。石砌牌坊以明嘉靖间修造的明长陵石牌坊为早，保存也为完好。这是一座石砌五门仿木出头柱石牌坊，体量宏大，造型端庄，白色的牌坊和后面红色的大门呈强烈的对比色，加之蓝天白云，在强烈的对比中，更烘托出陵墓的肃穆、庄严和神圣气氛。

　　石雕牌坊和华表、棂星门出于同一谱系，都是由汉代的“交午柱”发展而来。三者可谓是同一祖先的“表兄弟”。如果追本溯源，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。 

　　石牌坊经过逐步完善，遂成可以启闭的“乌头门”。迨至明代初期，乌头门改为石制，并且省却了中间供启闭的木门，于是就奠定了石牌坊初型。待到其功能由原来的仅供行人进出的门而转换成专为旌表、纪念之用的时候，它的造型也渐趋复杂、华丽，于是原先的坊门便脱胎而成为后来的牌坊、牌楼(木构重檐者被称为牌楼)。

　　综上述可知，先有诽谤木，再有交午柱，之后又有乌头门，终演出“三兄弟”，即华表、棂星门和牌坊，“三兄弟”现存实例如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；如天坛、地坛、社稷坛等处的石棂星门；如散见各地的各类木牌楼、砖石牌坊。

　　明清牌坊，无论木构石雕，抑或砖砌，均为仿木构造，集宫殿建筑技艺于一身，为古建研究者提供了确切的断代依据，确为考证当时建筑风格的上好实例，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当时的社会人文、意识形态、风俗习惯可贵的参考资料。

　　一座石雕牌坊，无论其体量大小，造型繁简，都蕴含着许多建筑信息，要真正读懂它的内涵，的确不是一件易事。